几年前我在香港报社做实习记者，住在观塘的一处又老又破的大厦里。这一区是旧工业区，老房子面临回收改造，很多楼都空了一半。临街的店铺大多关了门，贴上“政府房屋”的胶带，像一排没拆封的旧炸弹。有些不愿搬家的，或者企图多要点钱的老人，周末聚集在社区附近的小花园里，兴意阑珊地齐声喊两句口号，算是表明了态度。他们不搬，香港政府也不急，这一区的改造就一直拖了好几年。
我安然地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忍受着嘈杂，享受着廉价。与我合租的其中一间住着五十多岁的东莞老阿姨，也是房东，大逃港时期从珠江对岸游过来的，老公死在了水里。另一个房间是一对儿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港漂男女，男的叫阿强，女的叫Tracy。我们住在孔雀大厦森排林布的房屋中的一户，孔雀大厦是香港森排林布的大厦中的一幢。
香港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消费主义的天堂，浪漫主义的地狱。热气腾腾的人海填满了整个城市的每一寸空隙，青春就像轰鸣的巨大机器里的柴油，不断被燃烧，消耗，制造出巨大的热量，然后被取代，补充。我每天挤8站港铁到九龙塘上班，逐渐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香港的街头和地铁里很少有牵着手的情侣，当然要排除掉尖沙咀的海边散步的游客。这里空间太小，人的速度太快，想要齐头同进并非易事。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牵着手走路的恋人一定非常相爱，因为他们随时会被人群挤得姿势扭曲。这个发现也改变了我对阿强和Tracy的看法，他们彼此不是情人，而是纯粹搭伙过日子的伴儿，简称伙伴。关于这一点，只要瞥一眼他们房间里贴着两面相对的墙摆放的一对单人床就明白了。
这是典型的香港故事，不过是去掉了其中声色犬马与激昂励志的部分罢了。阿强和Tracy是职业小偷，主要在旺角偷大陆游客，心情好的时候也光顾超市和酒店，顺走别人放在推车和椅背后面的手提包。他们只偷大陆客，通过身上的衣着和说话的口音分辨出这些逆来顺受不会报警的可爱同胞，通常一个人掩护，一个人下手，技法娴熟。你知道，在旺角和尖沙咀每立方米十几个人的地方，他们做这个很安全。
我常看见Tracy湿着刚洗完的头发，坐在自己那边的单人床上翻看偷来的相机里的照片，头顶的风扇吱吱作响。有时候她会叫我一起看，照片上的一家人去过迪士尼，海洋公园，黄大仙祠，Tracy说：他们该去太平山顶了。然后咧开嘴跟着照片上的人笑起来，好像举家出游的人是她自己一样，她是个漂亮的女孩。有时她独自晚归，我就猜想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太平山顶，在山上遇见了丢了相机的那一家人，他们可能还是很开心，买了新的相机，或者干脆让旅行团里的其他人帮忙照相。如果真的遇见了他们，Tracy会把偷来的相机储存卡悄悄放回到女主人的包里，我知道她会这么做，她是个好女孩。
Tracy对别人不太见外，这常惹阿强不高兴，他是个谨慎的人，谨慎完全出于他的懦弱而非聪慧。跟Tracy比起来，阿强已经在外表上融入了香港年轻人，白话也说得更好。他用假证件在海港城最大的H